雕塑、民居，体现徽州文化

　　在徽州，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：这些在徽州的土地上繁衍了数百年的家族，他们的祖先，却不是徽州人。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

　　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中原。

　　像西递胡氏就是唐朝皇室的后人。现在，在西递的追慕堂里，仍然供奉着他们的远祖——唐太宗李世民。

　　据胡氏宗谱记载，公元904年，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，仓皇离开长安。东逃途中，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。当时，徽州人胡三正在当地做官。出于为朝廷分忧的思想，胡三将太子改名胡昌翼，抱回家乡抚养。

　　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。

　　除了胡昌翼这样，每逢战乱，一些中原的名门望族也会举家南迁。

　　皖南山峦起伏，交通不便，成为这些望族的首选之地。

　　他们避开了中原的战火，却面临着怎样在异地他乡生存繁衍的问题。为了避免当地山越民族的滋扰，也为了避免与后来避难者争夺土地，他们不得不加强自己的力量，聚族而居。因此，徽州的古村落，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家族。

　　这些中原望族，不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，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耕读礼俗。

　　履福堂，主人是清代西递一位知名的收藏家。他一生酷爱读书，写诗，作画，惟独不喜做官。凭着父辈留下的家当，他专门收藏历朝各代知名书画家的真迹，舒舒服服地过着他的雅士生活。

　　“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”、“忍片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”这些楹联，透露出这位老人宽厚平和、清静忍让的生活态度。

　　而这幅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又活脱脱勾勒出这个老徽州人清高自诩的读书人情结。

　　然而，同样在这位老人家的厅堂，这里却有一幅这样的对联：“读书好，营商好，效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”。

　　把经商和读书等同起来，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非同一般的事情。要知道，过去，商人与妓女地位一样，都被看成是下贱的职业，而读书却是第一等的好事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　　原来，徽州人虽然重视文化教育，但是这里毕竟人多地少，客观局面使清高的徽州人不得不放下架子。一旦科举考试不中，回家耕田又没有地，靠什么养活自己呢？

　　在工、商、妓、乐等下九流的行业中选择一番，从商更适合徽州人。

　　因为徽州物产丰富，茶叶木材、石料都是上好的货源。同时徽州水系发达，直通富庶的江浙地区。将这些货品贩卖给大城市的官宦人家，不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，还可以获得与上流社会亲密接触的机会。

　　于是经过几年学校教育后，大多数徽州人就会外出学习经商。成年后参加科举，一旦不中，就做商人。

　　因此那个老收藏家的后人，就比他的祖辈更加现实，读书和经商，只要做得好，就都算好。

　　徽州人先读书，后经商，底子厚，自然普遍点子比别人多，信誉也比别人好，因此徽商在明清之际取代晋商陕商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商人。有了钱的徽州人，资助后人读书（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双重作用下），读书的徽州人科举入仕的也随之增加。做了官的徽州人再回头支持同乡的商业经营。

　　徽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大量资本投入到自家宅院的建设中。这所大宅院占地2100平方米，光是木柱就有136根。置身其中，仿佛走进了木雕世界。《唐肃宗宴官图》的厚度仅56厘米，却雕出了8个层次。其间人物，各依琴棋书画构成画面，人物神态意气风发。《宴官图》雕刻于前厅横梁的正中间，来客一眼看见它，无不感受到主人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。

　　中门，又叫仪门，是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独有的建筑形式。中门专供贵客通行。而身份不高的普通客人，只能走两侧的边门。眼前这个大厅也有中门，那么它的主人必是个官员了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边门上方，主人雕了这样两个一模一样的图案，这是个“商”字。

　　原来主人是清末著名的大盐商——汪定贵。经商成功的汪定贵花钱捐了个五品官职。可惜只是个虚职，即没工资，没工作，也没实权，对外他还是个不入九流的商人。这种滋味让他愤愤不平，于是他就恶作剧似的将“商”字高刻于边门之上，来访客人，无论他是什么职业，都要低“商”一等，从“商”下面通过。

　　这虽然是一种传说，但是靠经商起家的徽州人，多少都会有汪定贵这样的心理。为了弥补这种心理缺憾，徽州人极尽装饰之能。

　　徽商们财力充实，经常修建新房，徽州的工匠就在这样反复的实践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　　他们在门楼、门罩、厅堂、梁架、栏杆、外墙等各个部位，创造出异常精美的雕刻图画。在徽州，留下名字的工匠少之又少。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，匠人与商人一样，地位低下，他们的才智情感，似乎只有赋予这些默默无语的砖石树木了。今天，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，无不繁复细腻，精致绝美，即使在故宫颐和园中，也难以找到一块与之相似的精美雕刻来。